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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概念的变迁

丁力2019-06-11 15:35

(图片来源:全景网)

在《真理》这本为一般读者写的小书中,约翰·卡普托讨论的其实是真理的概念以及有关真理的概念史,而不是真理本身。作者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教授,不可能掌握真理,也不会讨论真理本身。《真理》是一部教授之作,梳理了真理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的发展与变化,条理清晰,不标新立异,可以用作学生的入门书。

本文中的“真理”仅指这个概念,但为避免歧义,有时也用“真理的概念”。

真理的起源

在《真理》的第一章,卡普托转述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评:他对定义和证明的爱不成比例,让他对推理的爱超过一切,没有考虑到一些东西不需要定义,也不能被理性地证明。我们用其他方式“知道”它们。真理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人们可以感知,可以追求,却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

真理是一个追求过程,也被求知者奉为最高价值。哈佛大学的箴言只有一个拉丁词:真理(Veritas),在这所学校的徽章上可见。可是,在任何事情都能够被变成鸡汤的当下时代,国人自创了20多条“哈佛校训”,用来浇灌需要营养的心灵,为奔向星辰大海的人们鼓劲。

真理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掌握真理本身的人不多。虽然现在到处都有真理,真理这个概念的源头却在欧洲。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拉丁格言:“柏拉图是我友,真理更是我友。”汉语的翻译取消了其中的具体人物,使之更具有普遍意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通常认为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其实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原文是:“(真理与友情)二者都是我们所爱,但神圣的责任使我们更爱真理。”拉丁格言及其汉译都不算有偏差——亚里士多德是在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异议时说出这句话的。根据上下文,友情指他们的师生之情。

在先秦儒家的价值体系中没有真理的概念,重要性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真理是仁。仁的概念远早于孔子。“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认为,仁或者真理高于他们尊重的师。孔子还认为仁是礼乐的核心;没有仁,礼乐便只剩下形式,失去意义。

仁是爱人,西方思想中与之接近的一个概念是友谊。两者的区别之一是友谊是双向的,范围有限,而仁是单向的、普遍的。先秦儒家学说流传于民间,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仁超越师说、师生之情或其他任何人的独占。这种超越具有与真理相同的属性。

爱可以是爱智慧、爱真理。“哲学”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爱智慧。卡普托说:“什么是智慧?古希腊人说,智慧是对最高事物的爱,所有最高级的东西,真、善和美。它包括理性但并不止于理性。”智慧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动物。这是他对人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精神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孟子扩大了仁的范畴。但先秦儒家不探索自然的真理。作为最高价值的仁、真理可以被当作中国与西方追求目标的一个分野。

不过,中国的真理的概念不是从欧洲输入的。在中国,真理的概念首先用于佛教。在汉传佛教中,真理指佛法,侧重其真实不虚的性质,没有取代“法”等更为平常的表述,使用也不广泛。佛教是从西方传入的,因此真理的概念仍是西方的。不过当年在中国西方的印度已经变成一个东方国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出,释迦牟尼传法的地区比今天中国的西端还要东方一点。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一直向东走,可以到达西方。

真理不存在于人之外

一神教只有惟一的神,因此只有一个真理。这与古代西方的观念冲突。古希腊、古罗马信奉多神。卡普托说:“古希腊人的神是地方性的,而地方性的神是当地社会生活结构的一部分,是当地风景的一部分,全面地嵌入了城邦的风俗、价值观、语言和地理之中,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根源,当地人聚集在这把伞下寻求保护。”他指出:“古代人没有把真理从宗教中剥除。他们假定了神的多样性。所以,他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都是真的。”

进入基督教时代,欧洲只剩下一个真理。卡普托指出,古罗马人也是多神论者,他们允许犹太人有自己的神,“但是他们感到不解,犹太人为何认为他们的神是惟一的、惟一真正的神。这正是后现代的真理观要解决的问题。”罗马帝国打败了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民,但不干涉他们的信仰。最终在犹太人中间产生的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帝国以及北方的野蛮人,形成了后现代真理观要解决的问题。后现代的真理观其实就是回到古代的多神信仰。

基督教把欧洲带入中世纪。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力证中世纪不那么黑暗,却无法改变欧洲在这一时期陷入长期停顿的事实。与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之后的文艺复兴的光辉相比,中世纪至少是暗淡的,其原因是少数人掌握了“真理”。

《真理》不是一本按照时间先后展开的书,圣奥古斯丁(354-430)与雅克·德里达(1930-2004)相距1500年出现在同一章。前者是基督教思想家,因为野蛮人攻占罗马城而写了《上帝之城》;后者是解构主义者。他们都出生在北非。卡普托说:“德里达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奥古斯丁。”没有上帝的奥古斯丁将不再是神学家,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是无神论者,但卡普托确实找到了这两人的共同点,“因为德里达认为宗教是有道理的,那里发生着真理”。卡普托试图在这两位哲学家之间建立联系,透露出他的后现代主义有超越启蒙运动、回归中世纪真理观的倾向。这是西方的反动。在另外一些地方,启蒙运动才开始不久,主导力量还是中世纪式的信仰,甚至是巫术。没错,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有时是更大的力量。

科学带来理性的普及,冲击宗教的真理。卡普托说:“最先向我们暗示真理不是永恒秩序的反映而是一种变动的东西的一场重大事件是哥白尼革命。”哥白尼(1473-1543)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动的。他因此遭到教会的迫害。这场革命不仅是天文学的,也是神学的:既然人没有生活在宇宙的中心,那么神可能没有把关于宇宙的真理交给他们,甚至神根本没有创造人。今人得知,宇宙是无限的,没有中心,在加速膨胀,生命极其偶然地出现在宇宙的一个小角落——这个角落是银河系,地球又在银河系的一个小角落。理性的知识使人产生孤独感,孤独的状况使得信仰顽强地坚持下来。

理性创造了现代性。现代性开始于倡导理性与进步史观的启蒙运动。《真理》的重点不在中世纪的真理。卡普托主要反对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的专制,而人从来不是完全的理性动物。理性专制与一神教宗教专制有相似的一元化价值,特别是在理性被滥用的情况下。卡普托对中世纪宗教的同情来自他认为的现代性的不足。他说:“现代性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是一神论带来的问题,认为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几乎等于说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是上帝。”各自坚持惟一真理的人们必然互相冲突。卡普托说:“这种现代宗教真理观就像是装满汽油的房间里的一个火柴。”其实这是中世纪真理观的延续,不是现代的理性。这个问题在多神教中是不存在的。神不是惟一的,真理也不会惟一的。与中世纪相比,多神信仰更为可取。所谓“后现代”其实是要回到前现代——人类的社会模式和信仰模式其实是屈指可数的。

卡普托把真理的衰退归因为现代性。他说:“一旦理性接管下来,就会发生一种影响深远的反转:真理不再是一个对我们做出的主张,而是变成了我们代表我们的论断做出的主张。”真理从一个高不可攀的神的意志变成我们的主张,即,真理是个人依据理性作出的判断,不存在于人之外。

在中国,类似的“反转”在唐朝时的禅宗已经出现,而禅宗是佛教接受儒、道思想之后形成的一支。禅师相信,佛法在个人的“心”之中。人心的这种作用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并经由禅宗又被宋、明的部分儒家接受。不过,对于个人主义,中国的心说没有西方的现代性那样彻底。

真理与谎言

在论述真理的时候,谎言总会到场——作为真理的对比或者作为真理的保护。卡普托选取康德为目标。他说:“康德代表了启蒙运动的顶点,但也代表了它的最低点,这时理性已经发疯了,或至少看上去很愚蠢;这时靠启蒙运动的理性引导会带来高度分裂的生活。”他强调理性带来的分裂。

在康德思想的诸多方面,卡普托选择了“道德法则”作为他讨论的真理概念。卡普托说:“道德法则意味着你行动时的个人动机应该跟所有人客观普遍的法则一致。这是用哲学的方式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问问你自己,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会怎样?如果所有人都像你那样做会怎样?”

在康德之前两千余年,子贡向孔子提问:有什么话是可以终身践行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每一个人都是“己”。这句话表达的不仅是以己之心度人之欲,也用他人之所欲规范自己的言行。孔子把这条“道德法则”(借用康德用词)总结为“恕”。这个字有“心”。《韩诗外传》说:“然则圣人何以不可欺也?曰:圣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古今一也。”(卷三)圣人能够度人的前提是人性具有普遍性,不因地理空间而改变,“古今一也”则指出人性在时间中的普遍性。如果不是这样,以己度人是不可能的。

康德的“绝对命令”被总结为:除非你愿意自己的准则变为普遍规律,否则不应该行动。孔子的“恕”与康德的道德法则是一致的。由于多个朝代的官府大树特树孔子的圣人地位,他的观点还带有权力的强制性,已经超过道德的“绝对命令”。但这项基本的要求并没有完全实行,总有人高居其上。

作为康德的“客观普遍的法则”一项,卡普托指出,每个人都有说出真理的义务。他说:“假如有人在符合他的目的时就说谎,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会怎么样?”卡普托认为政治是谎话的重要来源——美国人总是对政客抱有警觉之心。全面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不一定随时推出新的道德法则,却总能够随时改变道德法则;他们要求人们服从道德,自己却总是言行不一。这是儒家理想不可能实现的重要原因。

说真话是基本的道德要求。如果人们普遍说假话,就没有人能够相信任何人,其结果如卡普托所说:“社会的道德结构就会坍塌”。因此,卡普托说:“所以说真话是一个真正的能够普遍化的原则。”说真话不仅是西方的一个价值,在其他文化中也同样受到重视。

后现代的多元化

科学需要实验的证明,不是信仰的支撑,因此才有不断的突破。现代性是西方主导的,必然有缺陷。只有永恒真理存在的地方才有完美。“后现代”似乎是一个没有明确特征的时代,所以才被附在“现代”之后。其实,后现代的一个特征是对现代的批判;这是一个传统价值、传统观念被打碎的时代。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而德里达则“解构”传统。解构是拆除,不是强行的“保护性拆除”,仍然留下财富。卡普托说:“当你喜欢的东西被解构时,不要哭泣。要充满感激。解构是对未来的爱。”解构有些复古的意思,不是为了未来的建构,但为新的建构创造了空间。

基督教在初期就是用异端来确立自身的。自那时以来,敌人成为西方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面。卡普托说:“从历史上看,只有一个真正的宗教、一个真正的上帝确实导致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关于哪个宗教或上帝是真正的有着不同的意见,这造成了流血冲突。”在这一点,启蒙运动继承了它激烈反对的基督教。现代性没有消除这种意见引起的冲突,只是改变了意见的名目。卡普托说:“在现代,理性是通过排斥信仰来定义它自己的。”同时,理性成为衡量真理的尺度。卡普托说:“在现代,真理当然没有被消灭,但是衰落了,被截断了,截短了,以适合理性的尺寸。”

米歇尔·福柯在《疯狂史》提出现代理性创造了疯狂,并以其反面定义自身。卡普托接受这个观点。他说:“在现代,理性用它排斥的东西,比如疯狂,来定义它自身,确立了它的统治,疯狂成为一种生病的状态。”卡普托认为理性是现代的创造,为了清晰和秩序,首先排斥疯狂和信仰,“结果是最后理性自己有点疯了,或有些傻了,或者说有些恐怖了”。

后现代主义者推崇平等的多元化价值观。卡普托说:“真理应该使我们自由,这是在后现代发生的事情,它把自由从现代过度生长、庞大的理性概念中解放出来。”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真理从来都不是一个物品,不可以被独占。

在后现代流风所至之处,人们试图摆脱对抗,却因此显得软弱无力。他们在放弃真理所有权之后,就很难坚守自己的传统。当他们收容并包容某些人的时候,一些受惠者却一心要消灭他们的文明,把他们改变为自己的不包容信仰的信徒,因为这些人只信仰一个惟一的真理,如同中世纪的基督徒。这是一场后现代与中世纪的战争。在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盛行的今日世界,文明的融合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弱,多元化受到质疑。这是欧美右翼兴起的原因之一。有洞察力的学者总能走在问题爆发的前面。列奥·斯特劳斯认为政治的任务首先是确定敌人。塞缪尔·亨廷顿也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并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书。他们的观点成为欧美右翼的思想资源。

“我们是谁”在唐朝也是一个问题。韩愈以文明而非血统规定族性,并把这个思想的源头上溯到孔子。他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意在排斥佛教,复兴儒学,尽管那时佛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不完全是“夷”教。韩愈认为,华夷的区别在于对文明的选择,其实就是确定“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

真理的未来

在许多从事科学的人看来,科学也是有等级的,其划分依据是数学和逻辑,即这个学科符合理性的程度。物理学依靠数学的计算、逻辑的推理,成为科学的王冠学科,天才辈出。在科学的时代,改变和加深我们对宇宙了解的是物理学,不是哲学或其他。哲学缺乏实证,而物理学的新理论首先需要数学的演算与证明,再经过实验的反复证明,才可以被接受——在被下一次革命部分推翻之前,如爱因斯坦对于牛顿的理论。

在《真理》的最后,卡普托在展望真理的未来时说:“今天的物理学家提出的观念过去我们认为只有圣灵预言家和秘法家才会那么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提出最不可能的事情。”科学正在进入更大的未知领域,这是任何一位稍微关心科学进展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实验还不能证明这些物理学家的理论,例如多重宇宙。但是,科学仍然不是巫术,不是宗教,从这些角度解读现代科学不能增加巫术和宗教的可信度。

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必然性让位于不确定性。真理的未来应该是开放的。人类正在面对自己创造的未来,不知是福是祸。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毁灭人类,也将改变关于“人类”的定义。也许将来的人类由芯片和机械组成,不再是生物体。他们对于真理将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只能表明向科学靠拢的努力。理性有其限度,在理性的范围之外膜拜理性不是科学的方法。经济学等学科使用数学的方法,对于更多理解这些领域有所帮助,但很多时候反而偏离真实——如果不是偏离“真理”,因为人性的不确定性还无法用数学公式计算。在科学领域,仅一个例外就足以推翻一个假设,而“社会科学”总是有太多的例外。用数学公式以及逻辑解释人类行为是对理性的误解和误用。

科学的各种理论都在不断发展之中,不但没有能够止于一个终极真理,反而揭露出更多的未知领域,距离可能出现的终极真理似乎越来越遥远。但人类的希望以及值得期待之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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